全球第一的国家治理是如何炼成的？

     多年前，我曾在新加坡历史博物馆中看到李光耀独立日的演讲视频，能够体会到这位当年年仅42岁的未来领袖被世界抛弃的悲愤和绝望感。

1965年新加坡被马来西亚联邦踢出来时，李光耀面对的是一个一穷二白，没有任何自然资源、产业、人力、军事基础的烂摊子。短短几十年后，新加坡的全球竞争力、经济自由度、国家治安指数多年排名世界第一，曾经的“亚洲四小龙”今天已然一枝独秀。

新加坡奇迹是如何产生的，新加坡会是中国的一个现实的参考样本吗？在赴新加坡访学的前夜写下这篇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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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何以成功？

      #人才立国

李光耀曾说“新加坡唯一的资源就是人才”，早在独立之时李光耀就提出，要从英国的遗产中吸收养分，以及必须要吸引全球的人力资本。建国后通过两条路线增加人才供给，一条是国民教育，第二条是吸引移民。

第一条路线中最重要的就是英文教育和STEM教育，李光耀深知要打造一个现代化新加坡，必须学习欧美强大科学技术，那么国民就要掌握英语，他为新加坡这个多族群国家规划了双语教育模式，即每个新加坡人必须要学习英语和自己族群的语言，因此新加坡有不同族群专门的学校，但共同点是所有学校必须英语双语教学。双语教育是李光耀极其重视的事情，将其视作“一生的挑战”，甚至为此单独写过一本书《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

李光耀意在打造一个新加坡人的新加坡，而非华人的新加坡或马来人的新加坡，从60年代开始吸引全球高技能人才，“我们必须让他们感受到他们是新加坡队伍的一分子”。李光耀对新加坡的英语环境引以为豪，认为这是美国也是新加坡能网罗全球人才的重要优势。新加坡的很多举措都是为了吸引人才，除了英语环境、花园城市外，最重要的是法治社会，这也是李光耀特别强调的，要把新加坡打造成值得依赖的、可靠的国家。上世纪90年代美国少年迈克菲违反新加坡法律，即使美国总统克林顿干预也没能免除鞭刑。国家信用是新加坡能吸引全球人才的先决条件，一个尊重法律、人人平等的社会方可成就全球化的港口、金融中心。

      #有为政府

只有所谓的民主自由而没有执政能力保障，不会产生稳定文明的国家，仿照美国模式诞生的菲律宾就是实例，同样一个不完美的“体系”在好的政府领导下可走向繁荣。新加坡实行的绝非美国式的民主，而是政府强力管理下的自由市场主义经济，比如强制的公积金和医疗体系、组屋以及管制下的新闻媒体。

新加坡信奉“政府精英主义”，李光耀曾说“新加坡最关键的发展因素，在于部长能力高强，并拥有一群素质高的公务员作后盾”，他发动幕僚从各个行业寻找人才，说服他们进入政坛（政府官员工资不比律师、金融、医生和企业家高）、当选议员，并请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对他们进行人格测试。在交棒前的很多年里，李光耀亲自推动了领导层自我更新，说服一批老领导人退下来，不断发现年轻有能力的内阁成员并给予足够的支持。

新加坡政府如何做到全球最廉洁？高薪养廉显然是个伪命题，新加坡人是先有廉洁后有高薪，高薪实为招贤而非养廉。人民行动党自成立以来就重拳治贪，打虎拍蝇双管齐下，反腐口号是“让腐败者在政治上身败名裂，在经济上倾家荡产”。贪污调查局（CPIB）威名远扬，曾有位与李光耀私交甚好的部长被调查后自杀，留下遗书“用自杀来表达对新加坡法律的尊重”。

      #儒家文化

有人说新加坡是没有心的洋葱文化，其实不然。尽管新加坡是典型的移民国家，沿袭了部分英式的民主，但新加坡政府坚定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将中华文明作为新加坡的精神力量，否则新加坡可能成为丧失文化自信的“伪西方社会”。

新加坡以华人为主的社会形成了儒家文化精神内核，新加坡同很多东亚国家一样，把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八德”作为整个社会尊崇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从文化的角度来说，强调“中”（golden mean）的儒家价值观和以家庭为单位的集体道德观念，对一个多族群国家的社区治理是尤为重要的。

法国前总统请教新加坡的成功的原因时，李光耀回答有三个原因，一是稳定和凝聚力强的社会；二是强调成就的文化推动力和勤俭刻苦的人民；三是对教育和知识的高度崇尚。这三点其实就是儒家精神，或者说“亚洲价值观”，虽不能解释新加坡崛起的全部因素，但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儒家价值观的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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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学与不可学

国家间的对比必须实事求是考虑各自国情，必须要承认新加坡所有的成就是建立在不足中国万分之一（729平方公里）国土面积和不到中国千分之五的人口（570万）基础之上的。如果新加坡是“化学实验室”，那中国就是“工业化大生产”，治理难度不可同日而语。

在人才的问题上，李光耀曾向中国建言将英语作为官方语言，这不太符合李光耀一贯的务实精神，中国只能在英语教育改革方面下功夫。中国与新加坡的不同之处，是中国有大量本土和留学归国人才，2022年中国毕业大学生将首超1000万，其中有500多万是STEM专业，而美国STEM毕业生只有50万，是中国的1/10，现在中国的大学生约2亿人，已经接近美国的工作人口，中国即将享受巨大的“工程师红利”，科技和创新方面会继续追赶美国步伐。

中国早在80年代就仿照新加坡模式建立起住房公积金制度，但新加坡的公积金是强制的、全覆盖且比例更高，资金不仅可用于住房，还可用于医疗、养老等，其宗旨是让所有民众为未来储蓄，自力更生解决问题。支撑这一政策的背后理论是，李光耀认为新加坡绝不能走社会福利体系的路子。一些欧洲国家被福利问题拖累，政府深陷与工会的纠缠，一些民众依靠福利、慈善生活而丧失进取精神，重福利国家出现失业无家可归者，民众意识中不再将其归因于个人，而认为社会体制出了问题。

新加坡“居者有其屋”的治理范式有两个特点：在土地管理方面，国家高度集中，统一征地、统一供地，不依赖土地财政（靠税收和政府投资收益），推行全国性大规模的组屋计划，从根本上解决供给问题；在资金来源方面，强制全体国民高比例缴存公积金，解决建设资金来源问题。一国有一国的国情，新加坡是城市国家，中国的问题复杂得多，分税制和土地财政决定了中国不太可能走新加坡道路，中国的发展必须依赖地方政府的驱动，财权包括土地出让权利必须下放。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问题，新加坡也不例外，教育问题正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英国人尼古拉斯.沃尔顿写的《寻迹狮城》中提到，新加坡的教育有着亚洲国家普遍性的问题：学生的成功太过于倚重唯一一门考试即11岁那年的小六会考，单靠这一次考试的成绩就决定了一个孩子能否进入一所好的中学，然后一直往前进入好的大学。随之而来的，即是沉重的学业压力和课外补习班的兴隆。正如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Adrian W.J. Kuah所担心的，新加坡的高压教育体制让孩子们没有时间培养创造力和创新能力，这是中新两国都需要面对的棘手问题。

中国未来几十年在经济上最核心的变化应当是从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向以政府为辅的全面自由市场经济的转变。我赞同李录的这一判断。过去40年，中国是目标清晰的追赶者，政府在资源配置中保持相对效率，但未来中国将是变化世界中的先行者，即便是有远见、有能力的政府也不可能事事做对、时时做对，唯有市场才能对资源进行最有效的分配。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之间，要做根本性的调整。这一方面新加坡是一个比较现实的参考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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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论中国与美国

李光耀作为一个小国领袖受到全球政要的尊重，不仅因为其带领新加坡走向成功，还在于其个人在国际政治方面的远见。《李光耀观天下》一书中预见了美国的、中国、印度的未来，谈到了中美关系和新加坡存在的问题等，书中有很多政治和外交方面的洞见。

李光耀说，美国自以为其长久以来的成功是源于至高无上的个人权利和赋予人民的自由，但事实却不是这样，美国之所以成功是由于“丰富的自然资源、大量的移民、来自欧洲的资本和技术，使之远离世界冲突的两个大洋屏障”。

同时，李光耀也认为美国有其独特的优势，即美国人有着勇往直前的精神（can-do approach），任何事情都可以被质疑、被打破、被重新定义。美国经济强大的原因是美国文化中的企业家精神，企业家和投资人视风险和失败为常事，失败后收拾行囊重新出发，所以能发现美国很多商人一直失败最终成功，也有很多商人在巨大成功后依然不断创业，这些优势确保美国未来一百年里还将是世界霸主。

然而，美国个人至上的社会代价又是高昂的，枪、毒、性、乱、穷（贫富差距），社会秩序严重缺失。执政党关注的问题是下届选举，为了民众关心的问题而使得一些不受欢迎的政策被推迟，进而导致一些深层次问题被无限拖延，比如财政赤字问题、高额债务问题等。

中国还将继续崛起，美国无法阻止，它必须学会与一个越来越强大的中国共存，中国方面负有同样的责任，要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就要避免与美的正面冲突，尊重美国在某些方面的主导者地位和国际规则。李光耀认为美国的对华政策，应该是让中国融入到世界体系中，让中国加大与世界的链接，加强全球贸易和投资，让更多中国人参与这一到进程中来，在对外开放中完成自我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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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政治的未来

没有所谓最好的制度安排，能让新加坡更好的民主就是最好的民主。从根本上说，文化上的差异让每个民族最终会形成符合本身习俗、具有不同代表性的政府。李光耀说他没有按美国开出的自由药方去建立一个民主国家，他意识到西方民主的优劣，采用一个改良的、更适合新加坡的民主体制。

西方的宪政民主经历了漫长过程，以英国为例，选举权从有产阶级到无产阶级，在有产阶级中先是大产阶级，再扩大到中产阶级，然后是女性、少数民族，最后是任何成年人都可选举。在几乎人人都是中产阶级、接受基本教育后，整个宪政民主的过程才算完成。

另一方面，民主不必然繁荣，上个世纪全球80多个前殖民地，虽有英国法国亲自为他们制定宪法，却多数以失败告终，原因不是宪制出了问题，而纯粹是由于建立民主政治体制的先决条件并不存在。

“自由民主需要经济发展、学识文明、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和足以保障言论自由的政治体制”。没有一个稳固的中产阶级，不会诞生一个民主社会。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国家实行全民投票选举是不现实的，毕竟很多人还在追求更好生活的路上，还有众多国民没有接受更高教育。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民众参与政治的要求自然会提高。

关于中国未来几十年社会政治的演进路径，李录提出“资格选举制”的大胆设想，即让“有资格”的人参与不同层级的选举，层级越高对“资格”的要求也越高，通过考试、考核、有限选举相结合的方式选贤任能。具体可参见《文明、现代化、价值投资与中国》，这或许是一条契合中国实际的可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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